世界之最地理知识(曹伯韩：中国人必须知道的

所谓正史

在历史研究中，学者们一直对史部典籍颇为重视，史的地位仅次于经。而在众多的史部典籍中，正史尤为突出。正史是由官方修撰的，每当朝代更迭，新朝都会组织一批学者，编撰上一代的全史。至清朝，这样的史书累计有二十四种，被称为“二十四史”。

下面是这些正史的书名及其作者：

1. 《史记》，由汉代的司马迁撰写。

2. 《汉书》，为东汉班固所作。

3. 《后汉书》，为宋代的范晔所写。

4. 《三国志》，由晋代的陈寿编撰。

5. 《晋书》，由唐代的房乔等人编写。

...（其余史书及作者省略）

以上“二十四史”共计三千二百四十九卷，至明代结束。虽然清朝已过去，但官修的正史尚未完成。民国初年，曾设立清史馆，由赵尔巽等人主持，于民国十七年编成了一部史稿，共五百三十六卷。《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为“四史”，是“二十四史”中最受重视的部分。过去读史的人不必全读“二十四史”，但“四史”却是必读之书，尤其是《史记》和《汉书》，其文章优美，不仅被视为史书，也被当作文学作品。

正史的内容

正史虽然名为“正”，但并不一定完全正确，然而它相对详备，仍是研究者主要的历史资料。《史记》是最早的一部完备的史书，它之前的重要史籍，如《春秋》、《左传》等，都对司马迁有所启发。司马迁在编撰《史记》时，以人物为中心，创立了新的史例。他撰写了十二“纪”以叙述帝王事迹，三十“世家”以叙述公侯家族，七十“列传”以描绘志士。还有八“书”和十个“年表”。与之类似的，《汉书》的体例也大致相同，只是将“书”改称为“志”，并去除了“世家”的名目。自《汉书》以后的所有正史都是断代史，其编制大多仿照《汉书》的形式。

从现代观点看，正史仍不过是整理后的史料。要有效地阅读正史，最好分别选读。如想了解政治大事，应读“帝纪”并参考相关人物的传记；若要知道一代的典章文物，应读“志”或“书”。例如，研究经济史者应读《平准书》、《食货志》等篇章；研究学术史则须阅读《艺文志》、《经籍志》等，并参考《儒林传》、《道学传》等传记。

编年史是以年月顺序排列的历史记载方式，与纪、传、表、志体不同。虽然最早的编年史本应是《春秋左传》，但由于其被称为经，所以第一部编年史实际上是东汉荀悦所作的《汉纪》。而最为人熟知的编年史是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此书起自战国，终于五代，涵盖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重要史事。司马光选材的主旨是选取那些有关国家盛衰、生民休戚，具有经验教训可供学习的内容。宋神宗因其可作为政治的参考资料，赐名为《资治通鉴》。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各类史书犹如璀璨的星辰，点缀着我们的文化天空。让我们深入这些史书的独特魅力，领略历史的丰富多彩。

作为编年史代表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由李焘所著，犹如一部宏大的历史画卷，将历史事件的脉络清晰呈现。而朱熹所编的《通鉴纲目》更是与《资治通鉴》齐名，被后人誉为“两通鉴”，是明清时期人们了解历史的窗口。这些史书如同时间的见证者，记录着历史的点点滴滴。

在纪事本末体的史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的另一种呈现方式。《资治通鉴纪事本末》以事为中心，分类排纂，让人更容易理解历史事件的始末。而《圣武记》和《绎史》等作品，则以其独特的视角，让我们领略到历史的丰富多彩。这些史书犹如历史的导演，将历史事件演绎得生动有趣。

别史类史书则如郑渔仲的《通志》，虽为私家著作，但其体例和正史相类似，内容丰富多彩。其中二十略的分类，展示了郑氏对历史的独特见解。而《东华录》等作品，则为我们呈现了清初的历史风貌。这些史书犹如历史的者，让我们感受到历史的深厚底蕴。

政书类史书如《通典》、《文献通考》等，纪述制度文物之沿革，是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术史等专史的重要资料。这些史书犹如历史的制度解读者，让我们了解到历史的深层结构。

杂史传记及其他类别的史书，虽不以中央政权为纲领，但其内容仍有体系，可与正史相参证。这些史书犹如历史的拾遗补缺者，为我们提供了更多了解历史的视角。

各类史书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魅力。它们如同历史的各个侧面，让我们从多个角度了解历史。这些史书不仅记录了历史的事实，更传达了历史的韵味和文化的底蕴。无论是编年史、纪事本末、别史、政书还是杂史传记，都是我们了解历史、文化的重要途径。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让我们珍惜这些史书，深入其内涵，领略历史的丰富多彩。正如一句古语所说：“秀才不读九通，还只算不通。”让我们通过阅读这些史书，更好地理解历史，更好地传承和发扬我们的文化。历史文献中的独特洞察与解读——对古代文献的重新解读与理解

《国语》与《战国策》作为古代文献，为我们揭示了春秋与战国时期的纵横捭阖的活动。这两部书是司马迁创作《史记》的重要参考，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传记类书籍如《孔子编年》、《名臣言行录》等，更是历史的见证。清李元度的《国朝先正事略》为清代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其他史书如“载记”、“史抄”、“职官”、“时令”等类别，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背景与细节。这些书籍都是次要的史料，但对于专门研究者来说，它们无疑为宝贵的研究资料。至于稗官野史，更是历史的生动记录，能够补充官方史书的不足，揭示历史的真相。

当我们转向学术史，会发现这是一个四库史部中未被明确分类的领域。但著作中，《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可作为学术史的参考。清初黄梨洲的《明儒学案》是最初的学术史巨著，为我们揭示了明代各学派的源流、代表人物及其学说内容。而《宋元学案》则进一步详细描述了学术传承关系。清朝作为学术的繁荣时期，学术史的研究更为丰富，如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等。钱穆与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更是为我们提供了全面的学术视角。刘知几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虽在现代看来有其局限性，但它们的独特见解和锐利批评仍为我们了解古代史学研究方法提供了宝贵线索。

当我们深入史评时，会发现其包括三种主要著作类型：评论作史方法的、评论史事的、考证史***载的。王船山的《宋论》、《读通鉴论》等属于后者，借史事讨论表现其对时事的看法。而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则以考证史书为主要内容，帮助我们了解史实和阅读史书。刘知几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则是史学方法论的代表作，尽管现代看来有其局限性，但仍然是值得一读的历史科学之部门的重要书籍。刘知几提倡断代史而攻击通史的观点，在现代看来或许有其明显错误，但从史官立场出发，也许有其合理之处。他的疑古精神和对古代文献的批判态度更是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思考角度。章学诚则从实际出发，他的内外篇涵盖了文史及一般学术、方志等领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背景和深刻见解。

这些古代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背景和细节，帮助我们深入了解古代的历史事件、人物和思想。它们是我们研究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我们理解人类文化演变的重要窗口。这些书籍中的深入洞察和生动叙述让我们感受到历史的魅力与，激发我们对历史的热爱和敬畏之情。新视角下的历史研究：论史、地理、历史哲学与新史学的兴起

关于论史的几个核心要点，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六经皆史”，强调经典的普遍性历史价值。史家分为记注与撰述，前者搜集保存史料，后者创作史书。通史的重要性在于其贯通古今的能力，如《史记》与郑樵的《通志》等。史学需分科，注重地方史的编修及史料的保存。

在中国史书的演进中，自《春秋》起便存在以垂训借鉴为宗旨的流派。例如朱熹的《通鉴纲目》，其将刘备视为正统，便体现了这种理念。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等人主张客观的记述历史，无需过度褒贬，可称之为科学的史法。

谈及我国的地理学书籍，《禹贡》被视为首部经典。汉以后的正史中多有《地理志》。专书如郦道元的《水经注》等并不尽如人意。宋时的地理学有所进步，出现了如《太平寰宇记》等著作。明代的西洋地理学输入我国，如利玛窦、艾儒略等人的著作。至清末，地理学范围相对狭窄，多涉及沿革地理，仅作为读史的参考。章太炎在《国学概论》中提及地理应包括地质、地文及地志三方面。

历史哲学这一名词在国学中并不存在，但从现代视角看，我国早已有完整的历史哲学体系。如汉朝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便是重要的一部历史哲学著作。他运用阴阳五行理论来解释历史变迁，创立了三统循环学说。宋朝邵雍的《皇极经世》则提出了天地的终始与一元的概念。这些理念在过去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但清末康有为提倡进化观，与世界的历史哲学有所交融。

新史学受外来影响而产生，对传统的历史观念产生了重要的变革。以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为代表的新史家认为，史书应服务于全民，为生活而作而非为死者颂德。他们主张客观记述，认为史的范围应扩张与收缩，把各科学术归还给相应学科，同时讲述每种学术及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过去史书缺乏紧密联系与进步观念，现在则须注重这些方面。

在新史学的兴起下，我们对历史的认知也在不断改变和深化。从六经皆史到现代的历史哲学，从单纯的地理记载到全面的文化业绩发展研究，我们见证了历史研究的不断进步与深化。这种变革不仅是对过去的回顾，更是对未来的启示与展望。我们期待在新的历史观念下，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和研究我们的历史与文化。梁氏书有补编，专门叙述人物传记及文物专史的独特方法。虽然梁氏著作在历史研究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未能完全认清历史变化的客观规律，有时偏向英雄造时势的观点，且过分重视政治作用，未能完全摆脱垂训借鉴的旧套，但他的治史方法确实是科学的，是新史学的开拓者。

新史学的工作涉及三个方面。首先是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包括殷虚甲骨文及古器物、西域考古发现、清内阁大库档案、各民族文字以及吉金文字等无文字史料的采获。这些新的史料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其次是研究工具的发展，比如地质学、考古学、古生物学等科学的进步，为鉴别种种史料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最后是著作的编纂，包括新通史的编著和综合性质的学术史、文化史等专史的产生。

在五四运动以后，疑古精神为国故整理开辟了新的道路。过去学者多迷信古书，不敢怀疑经典。顾颉刚的《古史辨》等著作的出现，使许多迷信古书的人为之震惊。疑古学者们认为，即使是作为古代史料的六经也不可靠。这种存疑的态度引发了一些新史学家运用科学方法进行中国原始社会史的研究。

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最早的一部著作，他利用多种史料，包括《诗经》、《书经》等经典中的记载，铜器铭文、殷虚甲骨文字的考证，以及《山海经》等书中的神话，进行合理的解释，使那些曾经被认为是荒诞不经的传说成为古代历史事实的说明。他根据社会由野蛮进文明的发展法则去分析那些传说，揭示了古代社会没有帝王，只是部落酋长的时代。吕振羽则应用旧石器、新石器时代的出土古物和民俗学的知识来印证古书上的神话传说，写出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等著作。

这些新史家的观点与章实斋、章太炎等主张“六经皆史”的学者以及胡适之、顾颉刚等怀疑古史不可靠的学者有所不同。他们能以新的眼光审视那些荒诞的神话和不可靠的传说，运用独特的古书新读法，这是国学专家所不曾发现的。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史的时期区分，各史家尚未达成共识，但郭沫若和吕振羽等人的研究无疑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这些新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为深化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理解做出了重要贡献。

选自曹伯韩的《国学常识》（跟大师学国学），内容生动丰富，深入剖析了新史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展现了作者对国学的深厚功底和独到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