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哪些方面(徐开彬：中国的士培养应在哪些方面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徐开彬观察中美关系下的人才培养竞争】

随着中美竞争的深入，人才培养逐渐成为两国交锋的关键点。当下，两国都在不断强调人才的重要性，多次召开高级别人才会议，同时深化教育改革。尽管中国在多个领域已经超越美国，但就人才培养而言，特别是在士生培养方面，总体上似乎仍未能与美国的水平相抗衡。尤其是在那些深入了解两国学术现状的人们看来，中美之间的教育差距显得尤为明显。

以新闻传播学科为例，美国的新闻传播教育源远流长，早在上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就已经培养出大批优秀学者。而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科则是在二十一世纪初期才真正起步，学科的发展依然处于追赶阶段。当美国的新闻传播学科在修辞学、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以及健康传播等领域蓬勃发展时，中国的这些领域还处于起步阶段。

国内士生对学术训练的不满、士生导师对学生的学术表现的不满，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师生和教育管理者。对于这些问题，我认为并非学生的错，也并非导师的错，而是我们的士培养体系存在问题。作为一个在美国研究型大学学习过五年并任教多年的人，我希望通过分享自己的经历和思考来引发大家对国内士培养问题的思考。

在我看来，国内士培养的课程体系建设急需加强。很多学校的士培养课程过于注重政治课和英语课的学习，而忽视了专业课程的重要性。士生的课程安排过于紧凑，课程内容更新速度缓慢，落后于学科发展的前沿。而美国的士培养则更加注重课程的和广度，专业课程的学习至少需要两年时间，课程阅读量大、内容前沿，教授授课敬业。美国的士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还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和论文写作，确保他们具备独立研究的能力。这种培养模式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借鉴。同时我发现很多美国的硕士课程其阅读量都远超我们的博士课程，课程的要求和标准十分严格。

在学术的海洋中，研究方法的课程如同一艘坚固的航船，载我们穿越知识的风浪。除了本系必修的质化研究方法、修辞批评以及量化研究方法外，我还旁听过话语分析、统计学、民族志方法等相关课程。这些课程不仅在本系受到重视，在心理学系、教育学院等其他院系也广泛被接受和推崇。跨学科的训练对于研究创新至关重要，因此每个士生都会积极跨系修课。

为了深入研究组织传播，我在工商管理学院进修了组织理论、领导学、组织战略、组织发展等核心课程，并选修了人力资源管理MBA课程。这些课程需按学期规划，时间线自然被拉长了。

比较国内新闻传播学科的士生教育，普遍缺乏研究方法课程的训练。学生大多依靠自学，这导致研究中存在诸多漏洞。回想起我在美国的学习经历，理论材料可以自学，但研究方法必须接受专业指导。当我在国内第一届士生入学时，我深感他们掌握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于是，我主动向学院提出开设质化研究方法课程。在首次尝试中，尽管其他导师的课程只上八次课，但我为了让学生充分掌握，凭良心上了十三次课。课堂每次爆满，甚至不得不换教室，吸引了不同年级的士生和硕士生旁听，甚至还有隔壁华中科大的教师前来聆听。

后来由于我在香港浸会大学全职任教，未能继续在武大授课。期间，我对国内学校的管理产生了些许不满。在决定离开武大时，我也对香港的高校进行了研究，并最终接受了全职工作邀请。在香港任教的经历让我感受到了高薪酬的诱惑，但同时也看到了学术环境的压抑。香港学生的反中情绪严重，本土教师对内地教师也存在隔膜和警惕。尽管香港的硕士教育看似光鲜，但感觉不如教内地985的学生有成就感。我决定提前结束合同，回到内地继续我的教育事业。

国内的士培养体系中一个令人诟病的问题是要求文科士生发表C刊论文才能毕业。这一规定似乎并不符合学术规律。已有清华、北大、上交大等高校取消了这一制度，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取消此规定。国内士生的学制普遍只有三年，课程仅有一年，且课程的和阅读量都远远不足。在这种基础上匆忙发表资格论文，其质量可想而知。我认为，应该重视士课程体系的建设，让学生扎实打好基础后再开始论文写作，效果会更好。

美国的高校没有强制要求文科士生发表论文才能毕业，而是注重士毕业论文的创新性。这样的制度让学生能更安心读书，专心夯实基础，为未来的研究之路做好充分准备。

国内的士招生制度也需要改革。目前的招生制度中，一个士生导师每年只有一个招生名额，考生只能报考同一所学校的一个导师，这不利于选拔最优秀的学生，也可能导致不公平的结果。应该确保招生过程的透明公开，选拔最优秀的学生进入学术界，为学术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关于导师与考生报考情况的分析

在国内，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报考某导师的考生数量差异巨大，有的导师可能拥有众多考生争相报考，而有的导师则可能只有少数考生报考。这无疑加大了那些报考热门导师的考生被淘汰的风险。这种情况背后还隐藏着更为复杂的社会因素，如人情关系等，这些因素甚至可能导致录取不公。这种现象在国内各校各学院普遍存在，且受到人情关系的影响，使得录取过程难以公正。对于那些拒绝利用关系谋取私利的招生老师，他们展现了一种高尚的职业操守和道德底线。

在美国的录取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更为公正和透明的机制。士项目的秘书会对候选人材料进行初步筛选，排除那些不符合硬性条件的考生。接下来，所有符合条件的考生的材料会被整理成电子档案，并由招生委员会进行线上审核。这种线上审核的方式确保了每位导师都能看到并评价每位考生的材料，从而做出公正的决策。只有当两位导师都同意录取某一位考生时，这位考生才会被正式录取。这种制度的透明度极高，每位导师的决策都会被详细记录并公开，确保了整个过程的公正性。美国的高校招生制度也极为完善，对于录取后的奖学金分配等问题都有明确的规则和流程。这种制度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也得到了广大考生的认可。

反观国内，士生导师和士生的依附关系过强，这种情况并不利于士生的培养和发展。一旦录取，士生就与导师形成了固定的依附关系，这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士生的学术发展和成长。有的导师会让学生承担各种杂事，这些杂事占用了学生大量的时间，甚至影响了学生的学术研究。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学生发表的论文也必须将导师列为第一作者，否则可能会被看作是对导师的不敬。这种过于固化的师生关系限制了士生与其他导师的合作和交流，从而影响了他们的学术成长。

国内的教授在学术上的投入普遍不如美国的教授。很多教授在成为教授后就不再专注于学术研究，甚至不再亲自参与教学。这种现象不仅影响了教授自身的学术声誉，也影响了他们给士生起到学术上的示范作用。与此美国的教授普遍对学术充满热情，他们亲力亲为地做学术，始终保持在学术和教学第一线。这种差异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的机会。

我们应该借鉴美国的经验，改革我们的招生和培养制度，确保公正、透明和有利于学生的成长。我们需要打破固化的师生关系，鼓励学生与其他导师合作交流，培养他们的独立思考和学术能力。我们也应该提高教授对学术的热情和投入，让他们成为学生的良好榜样。或许，国内的读者难以想象，美国的教授们常常需要在办公室熬夜写论文。这种现象在我们身边极为罕见，至少在我所接触的环境中未曾见过。当我曾在美国学习的时候，有一次早晨去系里，我见到一位我深为敬重的教授在洗手间刷牙，一问才得知他在办公室通宵赶工作。而后，我也偶尔撞见几位教授有过类似的经历。甚至我自己在美国工作后，忙碌之际也会在办公室熬夜做研究。

相比之下，国内的教授们则鲜有这样全身心投入学术的。他们的大部分时间往往被各种应酬占据，难以像美国的教授那样沉浸在学术的海洋中。教授们的示范作用对学生的影响是深远的，不同的教授塑造着不同的学术氛围和追求。

就像那位坚守了讲台73载的清华教授，即使已到96岁高龄，依然坚守在教学的最前线，其精神令人钦佩。我们也不得不面对现实，国内的教授工资过低是制约他们难以全心投入学术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家有必要提高他们的收入，让他们无经济之忧，从而更加专注于学术研究。

写下这些，我感到心情略为释然。我也希望学者和教育管理者们能够看清中美两国学术培养的差距，深刻认识到我国学术培养制度和习惯的不足，并对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国家和世界培养出更多杰出的学者。

令人欣慰的是，国内的中青年教师中也开始涌现出一些优秀的学者。他们虽然没有欧美和港澳的博士学位，但在访学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并上过相关课程后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例如人大的刘海龙教授、暨南大学的刘涛教授、复旦的白红义教授以及西安交大的吴锋教授等，他们的成就进一步证明国内学术培养需要借鉴美国的先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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