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在哪个省(北大考古与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赵昊

教育，不仅是传授知识，更是启迪智慧，培育人才。在田野之间，北京大学考古育人体系正孕育着未来的考古精英。其中，田野教学是北大考古学的核心环节，其“田野考古实习”课程已走过六十余载春秋，所采取的“北大模式”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一课程不仅入选了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和教育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其授课教师也荣获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教学团队的殊荣。

教学团队独具匠心，将实习基地设立在解决考古学术问题的关键遗址。学生们在实习中，不仅动手动脑，更结合学科前沿，紧密地将学习内容与重大科研项目相联系。

自1990年开始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以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获评项目中独占鳌头，多达34项。在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该院参与或主持的项目更是高达15项，充分体现了其在考古领域的卓越贡献。

而在与创新的道路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不断前行。目前，该院正积极推动校地合作，建设标准化、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实习基地，以适应新时代的需求。院长沈睿文表示，他们将积极、推动高校田野教学实践的5G和VR技术的新运用，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风格的考古学贡献力量。

提及三星堆遗址，人们不禁想起这个位于四川省广汉市的庞大遗址群。此遗址呈南宽北窄的不规则梯形，跨越东西数公里，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作为先秦时期古蜀国的中心区域，三星堆在传世文献中的记载较为模糊，直到近古学的兴起，才逐渐揭示出这一文明的面貌。

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历程充满传奇色彩。早在1929年，当地村民就发现了该遗址的玉器。而后，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的葛维汉于月亮湾地点开展了首次考古发掘。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四川地区考古机构的建立，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逐渐密集起来。自1980年以来，连续六次发掘揭示了整个遗址的真面目。特别是1986年发现的K1和K2祭祀坑，出土了大量前所未见的遗物，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些遗物包括青铜器、金器、玉器、石器等，其中对神树和神坛的刻画尤为独特。值得一提的是，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生动展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和文化风貌。该遗址出土的器物也揭示了在晚商时期蜀地与中国其他文化区之间的交流与联系。整个三星堆城址区的考古工作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三星堆遗址都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代表，它们承载着历史与文化的传承与的重任。从田野到文明，从实践到理论，这里孕育着考古学的未来和希望。在北大的田野教学和三星堆的发掘中感受中国考古的魅力与力量吧！三星堆遗址的重大发现与：历史深处的古蜀文明之光

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外城、月亮湾小城和仓包包小城三座嵌套型城圈的确认，为我们揭示了三星堆文化的地理分布和城市规划。2012年至2015年，在城北青关山台地的发掘，更是发现了三座大型红烧土建筑，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三星堆遗址的认识。

三星堆城址群作为三星堆文化时期的中心性遗址，其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表明了该文化在夏代晚期至商代末年或商周之交的繁荣程度。出土的文物与中原夏商文化的相似性，更加印证了三星堆文化与中化的紧密联系。

在多年的发掘和研究过程中，北京大学及北大考古所的老中青三古学家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李伯谦先生的著作《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对三星堆遗址在中国青铜时代文明中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孙华教授则对三星堆文化的文化谱系及四川盆地青铜文化的起源、发展、兴盛和衰亡过程进行了系统性研究。

2019年，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K3至K8号坑的相继发现，再次震惊了世界。新一轮的考古发掘工作，吸引了公众和社会媒体的广泛关注。在这一轮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中，以雷雨先生为总领队的青年考古人，肩负着田野一线工作的重任。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自项目伊始就积极参与，充分发挥自身在田野考古、科技考古方面的优势。K8祭祀坑的发掘工作正在全力进行，已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文物。陈建立教授正在开展对新出土金属遗物的制造工艺分析和矿料溯源研究，吴小红教授团队则承担了此次遗址的系统性碳十四测年工作。

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对考古工作的重视和指示，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工作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考古学技术、方法和理论发展方向的前沿阵地。这项工作不仅是一项关于古蜀文明的科研课题，更是党的嘱托、国家的财富和人民的信任。每一位参与者都深知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与意义，将全力以赴，以严谨科学的态度，继续推动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贡献力量。

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工作正在逐渐揭示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信息和文化遗产。这项工作的每一位参与者都深知自己所肩负的责任与使命，将不断努力，为和研究古蜀文明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