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亚图片(比利亚，一个从矿工之家走出来的低

对于足球迷来说，上周末皇马与巴萨的世纪之战格外吸引眼球，而那天也是巴萨旧将大卫·比利亚的生日，时光一晃，我们的葫芦娃已经35岁了。因为有他，我们的欢呼中多了一份感动的味道；因为有他，我们的回忆中多了一抹温暖的亮色。

下面是比利亚的一封公开信我是来自图伊拉的小男孩

“你好，大卫，欢迎到纽约来！”

我只能听懂这么多了。眼前这个西装革履，感觉很重要的人物边问候边向我伸过手来。我微笑着和他握手。紧接着，他又说了句什么，我听不懂，感觉非常紧张，心想他在问我什么问题吗？

当时我正和翻译站在洋基体育场球员更衣室外的走廊里。我刚刚从西甲马德里竞技转会到纽约市的新足球俱乐部——纽约城队，这是我第一次参观洋基体育场，我在这里到处走，试着了解她的一切。我在西班牙长大的过程中，对美国知之甚少，纽约市、曼哈顿，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是在电影中才存在的城市，但我对洋基却早有耳闻。于是，我站在那里，凝神望着这座美国体育的象征性建筑，也是我新的家，颇有感慨。也正是在此时，这位穿戴讲究看起来特别重要的人物向我走来...

我一点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甚至没弄明白他到底是谁。然后我听到了“Steinbrenner" 这个名字，心顿时沉了下来。我意识到那些平日里我和女儿们一起看美国电视剧学到的英语，在这时真是百无一用。之前，我对从迪斯尼频道学到的英语对话颇有自信，而在这一瞬，我呆呆地站在 Hank Steinbrenner （纽约城老板）面前，在他的洋基体育场里，丝毫无法表达自己。我想对眼前这位举足轻重地人物说很多事情，却感觉被自己的身体束缚着，什么也做不了。

就这样 Hank 和我无言地对视了几秒钟。我转身对翻译说“请告诉他我正努力地学英语。”Hank 笑了，说这不要紧。我也在那时下定决心，一定要找个老师，学好英语。这就是我的“初入纽约”的场景。据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初到纽约的段子。

为了更好的说明为什么我觉得在纽约生活很幸运，我得先从我的家乡讲起。

我来自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大区的一个小镇——图伊拉。说起在那里的我的童年时光，我想到的是三样东西足球、煤矿和苹果。和足球的联系不是图伊拉小镇独有的，因为整个西班牙都是如此，数百万计的西班牙小孩们都有着几乎同样的经历。我们上学，回家，然后到街上踢足球，直到天黑。

不管你在西班牙那一个小镇上漫步，你都会看到那些因街头足球而遭殃的窗户。这些足球比赛的比分可以高到11比11，甚至更多；这些比赛可能是 40 来个小孩参加，无所拘束。到了饭点，我们也不回家而是一直踢倒天黑，因为我们清楚，一旦回去吃饭，那一晚就算结束了。母亲们会让孩子们做功课然后睡觉。在街头、在田野踢球，累的时候我们就进翻过一道篱笆，在图伊拉遍地都是的果园“借”几个苹果吃。有些孩子跑得飞快，他们甚至会从邻居家的农场里“借”来兔子。我可从来没有那么快...

人们都追求一个梦。

或许所有人都知道美国梦。在西班牙，我们也有自己的版本。在我小时候，我的西班牙梦就是穿上国家队队服，帮助西班牙首夺大力神杯。毫不夸张的说，我的这个梦，从我还不记事的时候就有了。

在我四岁的时候，有一次我跟大孩子们一起踢球，其中一个跌倒压在了我的右腿上，造成股骨骨折。这次意外相当严重。医生告诉我的家人有两种治疗方案一是立即动手术。这个方案想对简单，但会对我之后的行动造成一些限制。第二种方案要繁琐的多，我的腿有望得以彻底康复，但我的右腿必须得在几个月内被石膏固定，从脚踝一直到屁股；并且，如果第二种方案失败，那么我将终生跛脚。对于我父亲来说，只有一种选择那条繁琐的路——石膏固定治疗。

可以下床之后的四个月，我的腿依然被固定着。即便如此，我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到家门口的院子里和父亲玩足球。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父亲和我开始了对足球梦的追逐。我抓着墙支撑自己，把用石膏固定的腿移到一边，而父亲则把足球滚到我的左腿。其实，我天生是惯用右脚的，左脚是我比较笨拙的一只…就这样，父亲在矿上辛苦的一天结束后，还总是在院子里，几个小时的反反复复的把球踢到我的左脚，然后我再踢给他。

时至今日，我的左右脚都能灵活的控制足球；正如我常说的，这对足球运动员来说是一个难得的财富，尤其对前锋来说。我从来不是速度最快的或是技术最精湛的球员，但我总能随时用任意一只脚把球踢好，让对手很难猜测。我的这个特点，真得要感谢父亲牺牲他的时间，在我四岁的时候，那么毫不疲倦、不厌其烦的把球送到我的左脚处。要知道，他干完一天活，腰酸背痛，可能比我那时所承受的苦楚要多得多。但他从不抱怨，而是真心的乐在其中。我踢球的时候他总是支持我，甚至特意和同事换班，保证能及时赶回家陪我练球，哪怕这意味着他要从凌晨两点开始工作。从五岁开始踢球到二十岁加入萨拉戈萨，我从来不需要乘公共汽车去训练，因为他总是开车接送我。

小的时候，我对美国一无所知。它只是非常遥远的一个国度，几乎是不可触及的。图伊拉的那个小男孩根本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到那里去。说实话，我那时的眼光没有出过西班牙的疆界，甚至没有超越图伊拉的城墙。在九岁多的时候，我的目标仅仅是能够进入希洪竞技的一队，那是我们阿斯图里亚斯大区唯一一个真正有竞争力的俱乐部。你们可能对巴萨或皇马耳熟能详，也知道那里青训营的小孩子接受的是非常职业的训练。但我的起步阶段完全是另一种情景。

十六岁最终进入希洪青年队的时候，我仍然在职业学校读书，学习电工。技校的教程要求我们参加一些实习——比如安装空调这样的小项目。由于我在希洪踢球，比赛时间和这些实习项目经常冲突，所以我面临着选择要么继续学习这份技能，要么先放弃学习专注足球梦。父亲理解这些，自然不需要给他多做解释，但我的母亲就不同了。她对足球并不关心，只想让我安安分分的学会一项谋生的本领。最终，我和她达成“协议”给自己两年的时间。如果我在两年内不能成为希洪的职业球员，那么我就放弃足球，安心的当一名电工。

两年后，在希洪的莫里农球场，在我的父母和一万六千多名球迷的注视下，我终于实现了在希洪的首秀。对我和家人来说，那是最幸福的一天。但我还不是职业球员，我仍需要巩固自己在队里的位置。我们谁也不到以后会发生什么。通过努力，我实现了目标，这是我的家庭为我做了许许多多牺牲的目标啊。我穿上了希洪那红白相间的球衣，驰骋在那片传奇的绿荫场上。70年代，那里曾经是基尼——我父亲的偶像的天下。母亲在那天哭了。，我们谁也不会想到，在10年后，我会和国家队的队友一起，为西班牙举起世界杯（我父亲在那天哭了）；我们唯一知道的是我的电工生涯需要暂时搁置了。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我努力的越攀越高，从希洪到萨拉戈萨，到瓦伦西亚，再到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竞技。对于那个曾经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小葫芦来说，一切算是很美好了。但所有这些俱乐部都在西班牙。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一直在西班牙。我可以用两只脚踢球，但我只会说一种语言，只熟悉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当我得到纽约城的邀请，有机会远赴美利坚，帮助这个新兴的俱乐部创造历史创造传奇的时候，那种挑战和兴奋让我无法推辞。

我的家人对体验一种新的生活感到非常兴奋，但我在西班牙的许多朋友都告诫我“大卫，你到了美国吃些什么呢？那里的饭可不像西班牙。”

去年我来到纽约，就在跟老板见面后没几天，我带着孩子们到布兰特公园（在曼哈顿中心时代广场附近）滑冰。看着他们在那里划来划去，我的心里充满了幸福。那里有一个巨大的圣诞树，四周的摩天大楼全都点亮着，流光溢彩。我穿着大衣戴着帽子，没有人认出我来。那个时刻，我完全是一个幸福的父亲，快乐的看着自己的孩子们，正像当年我的父亲充满深情的看着我一样。唯一的区别是这个公园比我当年在图伊拉的漂亮太多了。当他们滑完的时候，一个个都饥肠辘辘了。我们总共10个人，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初到纽约”的挑战我们这样大的队伍，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到哪里觅食呢？

孩子们都嚷着要吃披萨，所以转来转去，我们最终来到一个小披萨馆。整个小店只有两张桌子，我意识到，这里真是经典的纽约餐馆，正如电影中看到的那样，墙壁上挂着框起来的相片，诸如此类。当披萨最终被端上来的时候，我们每人都吃了一片，然后都狂欢了起来——足球把我带到过世界的许多地方，但毫不夸张的说，这家店的披萨是我迄今吃过的最美味的。那个夜晚，那个场景，尽管是一个生活中微不足道的细节，却使我真实的感觉自己生活在美国，生活在美国梦中。

大卫·比利亚

当所有的荣誉和成败都成为身后泛黄的照片，当时间拿走了属于他的青春年少，他依旧是我们心目中那个低调华丽的尖刀7号。

如果可以，愿时光一直停留在2010年世界杯决赛，那个属于他，最闪耀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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