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万亿GDP城市上半年财政收入盘

在全球经济复苏之际，我们聚焦于中国这座巨大的经济体量中那些GDP突破万亿的城市。它们已经纷纷公布了其令人瞩目的上半年GDP和财政收入数据。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展现出了中国经济的活力和潜力。

经过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深入调研，我们发现这些万亿GDP城市的财政收入上半年呈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实现了两位数的恢复性增长。其中，上海、北京、深圳的财政收入规模遥遥领先，它们的经济实力不可小觑。

广州，作为一线城市，其财政收入规模相对较小。这主要是由于广东省内的财政收入分成机制，部分收入需要划归广东省财政。广州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与其GDP规模排名存在一定的不匹配。同样，由于省级转移支付，广州的财政支出规模也颇为可观。

长沙、杭州、宁波等城市在两年增速方面表现出色，财政收入增幅超过15%，反映出这些城市整体发展质量效益良好。特别是东部沿海发达城市，其两年财政收入增幅更是亮眼。

上海作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其消费恢复势头强劲，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年平均增长7.6%。上海的大宗商品交易活跃，批发零售业、航运服务业以及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都有出色的表现。尽管面临疏解低端制造业的压力，但上海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仍表现出色。

北京近年来由于疏解非首都功能，工业生产增长相对低迷。得益于疫苗企业的突出贡献，医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显著。北京的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在疫情中维持了较高的增速。作为首都的北京，虽然在疫情防控方面面临更大的压力，但接触型服务业、餐饮消费等正在逐步恢复。

深圳的工业占比偏高，但其在出口和投资方面表现出色。尽管面临土地成本上涨和工业投资趋缓的压力，但深圳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仍在稳步增长。深圳的房地产投资项目也在逐步恢复。

总体来看，这些超大城市虽然发展增速趋缓，但实力依然强大。它们的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等主要行业为财政收入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城市在一线城市中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速，尤其是广州，其出口和投资增速相对较高。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不仅推动了自身经济的繁荣，也为整个中国的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劲动力。广东财政助力广州腾飞：上半年预算支出超越深圳

如何做到两年增长超15%？让我们一同各城市的足迹。在上半年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背后，万亿GDP城市呈现出强大的增长势头，增速在12.3%-71.9%之间。若以2019年上半年为基数来看，各城市两年来的变化尤为突出。

其中，长沙的表现尤为亮眼，其两年来的财政收入增幅高达30.9%，成为中部地区的璀璨之星。得益于东部产业转移以及成本、物流、区位优势等因素，长沙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位居前列。疫情防控得当，使得长沙在2020年率先从疫情中恢复，其GDP增速在万亿GDP城市中领跑。

湖南省社科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尹向东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长沙的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增长，为地方财政收入的大幅增长提供了动力。作为网红城市，文化、旅游等板块的增长也为长沙的财政收入贡献不少。

除了长沙，其他财政收入两年增幅超过15%的均为东部沿海城市。这些城市上半年的进出口形势良好，共同迎来了利好因素。以济南为例，其工业生产、进出口的强劲表现带动了企业和财政效益的大幅改善。

不同城市财政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各有千秋。以杭州和宁波为例，虽然两市的GDP规模较大，但推动其经济增长的因素有所不同。杭州的三产表现突出，数字经济的逆势大增是其财政收入的主因；而宁波则更多受出口利好因素的带动。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院长白彦锋表示，上半年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增长较快，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海外疫情的蔓延导致东南亚订单重新回流到国内，为这些城市带来了机遇。面对外部复杂形势和下半年外贸的不确定性，这些出口型城市也面临挑战。

与此上海在财政收入与GDP的比重上高居首位，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达到了惊人的23.5%，远超其他城市。这反映了各城市在财政体制、与中央及省级财政的核算等方面的差异。

各城市在上半年都取得了不错的财政收入成绩，展现出了强大的增长潜力。面对未来的挑战，各城市需要继续深化创新，优化产业结构，加强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以应对外部复杂形势和不确定性。除了收入端的分成，中央财政收入的大部分还是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投向地方经济，为其注入活力。

尹向东对此有着深入的解读。他提到，虽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被视为衡量地方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但我们不能仅以此作为评判标准。像广州和深圳，虽然它们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存在差异，但这背后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财政体制的差异是重要因素之一。不同省份的省内财政收入分成虽然大体相似，但仍存在微妙的差异。一些地区地市留存的财政收入较少，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地方的自主性。而相对的，有些地市留存的部分较多，拥有更大的自主权。不同区域和行业的税收政策差异以及所谓的“税收洼地”竞争，也是造成财政收入差异的原因。

那么，为何上海的财政收入占比会明显高于其他城市呢？

白彦锋对此进行了。他认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由于人才、信息、资源的集聚，以及相对科学灵活的抗疫防疫政策，使得这些地方的经济活力更强，财政收入状况也更好。这背后也有财政体制的推动作用。以上海为例，该地汇集了大量的企业总部，企业所得税的汇总缴纳使得税源更为丰富。大量高收入人群也增加了税收收入。

上海和北京都有其独特的优势。上海凭借其丰富的外资企业总部，而北京则因其众多的央企总部，都带来了丰厚的企业所得税收入。但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其较为严格的疫情防控要求等非经济因素，也会对产业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杭州的财政收入表现突出。白彦锋指出，杭州的平台经济发展是其财政收入增长的重要原因。随着疫情的发展，线上交易逐渐替代线下交易，成为新的趋势。我国现行的财政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线下实体经济相适应的，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壮大，未来的财政体制也需要随之转变，为线上线下经济的公平竞争和协调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这一转变不仅是中国的挑战，也是全球的课题。围绕“数字税”的讨论不断增多，对互联网科技公司的反垄断监管以及平台经济的信息安全和数据安全的问题也愈发受到全球关注。想要了解更多内容，不妨下载21财经APP，那里有更为详细和深入的财经资讯和分析。